对美元中间价升至半年以来新高 经济企稳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
对美元中间价升至半年以来新高——
经济企稳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
本报记者 姚 进
在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2日16时30分,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高触及6.7007元,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高报6.7057元。2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至2022年8月以来新高。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调升2516个基点。
“2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拉升主要是因为美联储明确将放缓货币紧缩,加息周期临近尾声,短期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落地,市场情绪和预期再度得到修复和强化,推动人民币汇率上行。”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表示。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月1日在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加息25个基点。由于美联储此次加息为2022年3月以来加息幅度最小的一次,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已渐近尾声,全球风险资产有望迎来反弹,非美元货币的贬值压力有望大幅缓解。
我国经济企稳则是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强的内部原因。中金公司外汇专家李刘阳认为,1月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北向资金加速流入,人民币出现升值趋势。“在中国经济快速恢复的背景下,证券资金流入、结汇需求增强、美元走弱主导了1月人民币汇率的强势行情。”李刘阳说。
自美联储去年3月份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人民币汇率最低跌至7.3下方,但中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经受住了考验,人民币汇率在全球主要货币中表现相对稳健,跨境资金流动更趋均衡,彰显出强劲的市场韧性。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人民币汇率灵活度提高带来的好处也进一步显现:没有影响国内金融和物价稳定,增强了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减震器”作用正常发挥,减轻了对行政干预手段的依赖。“这有助于提振境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管涛说。
展望今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专家和研究机构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涨跌取决于中国经济基本面。近期,随着经济基本面企稳,人民币汇率也将得到有效支撑。未来,在外部压力趋缓、国内经济向好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将呈现双向波动、温和回升,并逐步回归合理均衡水平。同时,外资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升。
一方面,美联储加息进程转入下半场,叠加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担忧,美元指数上行动能趋弱,人民币汇率下行压力减小。李刘阳认为,美国通胀放缓带动美联储加息预期回落,中国与欧洲经济企稳预期带动风险偏好走强令美元承压,即使短期美元指数可能会因为风险偏好变化有所反弹,但基本面的变化让美元指数重回新高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另一方面,最新公布的先行指标传递出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信号,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运行提供良好环境和支撑。“经济稳金融稳,经济强货币强。”管涛说,随着中国经济加速复苏,国内外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人民币资产投资价值受关注,2023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有望实现逆转。
“短期来看,海外通胀、地缘冲突等不确定因素对外汇市场或继续构成扰动。但整体看,人民币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相对有利,预计双向波动更加常态化。”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国内经济稳步复苏,市场风险偏好回暖带动资金趋势流入,外贸保持韧性,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加之人民币弹性显著增强,将在国际收支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
“中国经济走向复苏的迹象十分明显,随着修复动能不断强化,中美经济基本面或再度扭转,人民币汇率或存在进一步升值空间。对于中国央行而言,汇率压力缓解意味着政策空间打开,国内经济有望在政策支持下进一步企稳回升。”信达证券分析认为。
管涛提示,当前,内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人民币汇率有涨有跌、双向波动加大,市场主体不宜单边押注汇率涨跌,而需要强化风险中性意识,加强货币错配和汇率敞口管理。
持续释放数字经济的澎湃动能******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发展澎湃动能描绘出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洞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并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文件,着力推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据统计,2012年至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9.8%,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线上线下融合、远程医疗、智慧物流等应用场景全面铺开,数字技术正进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稳增长”提供关键力量。面对全球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复杂严峻形势,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推动了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成为我国经济恢复向好的“加速器”。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调结构”提供新引擎。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在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服务精准化和制造过程数字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伴随着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近年来我国网约车、网上外卖、数字文化等市场规模领先全球,为服务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数字经济为我国经济“促转型”提供重要保障。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点,成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产业融合的重要结合点。过去十年,在“东数西算”等重大工程的带动下,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以数字为“基底”的新应用、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数”“实”融合竞逐新赛道,智能生产线、数字化车间、智慧工厂建设有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为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重要支撑。
放眼全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速创新,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我们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效应,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战略前沿领域,培育一批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促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并实现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同时,要利用数字技术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传统产业,加快金融、物流、零售、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塑造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构建起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构建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形成适应我国制度优势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防范各类风险挑战;着力完善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构建起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着力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我们不仅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数字化国际规则制定、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在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作用,为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作者:潘玉驹,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温州大学副校长)